一、全球气候大会历史脉络 

二、第27次缔约方大会概况

归而言之，此次峰会（COP27）承继历次会议成果与失望，将主题锚定为“落实方案”，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凝聚各国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力量，将此前达成的控制升温、增加融资、推动发展等口头承诺转化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切实行动。正如新任《公约》执行秘书斯蒂尔（Simon Stiell）会前表示“巴黎给了我们气候变化协定。卡托维兹和格拉斯哥给了我们行动计划。沙姆沙伊赫将转向落实”。然而事实再次证明，试图以协议磋商方式来落实国际间“真金白银”的协同行动，注定困难重重。

（一）从目标来看，升温1.5℃ 还是升温 2.0℃？

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统一安排，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努力争取控制在1.5℃之内。而问题在于《巴黎协定》项下国家自主贡献制度安排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据对格拉斯哥大会之后各国所做承诺（包括净零承诺）的统计分析，到本世纪末全球升温为1.7℃[2]。世界气象组织提交大会的报告指出“……当前大气二氧化碳含量之高已使《巴黎协定》中较低的1.5℃目标几近遥不可及”。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CO2排放量约达338亿吨，比上一年增加3亿吨[3]。协议文件对于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的措辞上毫无力量。事实上弃守1.5℃目标已无悬念，而2℃目标也将是困难重重。

（二）从主导意图看，务实还是务虚？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继续高举发展中国家的旗帜，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国家自主贡献的制度安排，明确反对欧洲国家要求中国同发达经济体一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4]，努力强调“落实”，剑指发达经济体历史责任与资金援助的同时，也明确了在国内更加重视气候变化适应的策略。

美国是历史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国和当下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长期处于靶标中心，又因上届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而饱受批评，现力图恢复美国在气候行动方面的信誉；美国明确提出的COP27四个优先目标具有较大的伸缩空间，但是没有提供更多资金的安排。

欧盟作为气候行动的全球领导者，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8%，多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欧盟期望通过一个减缓工作方案，以将各国此前雄心勃勃的承诺言辞转变为具体的行动，但是欧盟既无力拉动中国加入直接援助气候脆弱国家的行列，也无能撬动美国进一步增加气候援助资金。

至于数量众多且拥有较强集体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和气候脆弱国家，则紧盯发达国家承诺却尚未完成兑现的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

由此可见，金钱将是COP27气候谈判的核心议题和重大压力，而其它一切“落实”措施最终都难以绕开资金问题。作为主导者如何处理气候融资事宜，无疑是“试金石”[5]。

（三）从资金定性来看，援助还是赔偿？

发展中国家和气候脆弱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应为气候变化承担历史与现实责任。除了敦促发达国家兑现既有的气候资金承诺外，还要求设立一个全新的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和损害提供资金[6]。而美国气候特使John Kerry公开称“众所周知，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不会建立……某种与赔偿或责任相关的法律结构”，欧盟也持相同观点[7]。本次会议尽管同意设立新的损失和损害基金机制，但是对于哪些国家应向新基金缴款这一核心问题，却推迟到明年由一个“过渡委员会”将提出建议并供各国在2023年的COP28气候峰会上采纳。

三、全球气候大会的启示

四、我国能源转型与绿色能源法律服务

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因此，国际谈判与国内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体两翼”。

（一）绿色能源产业蓬勃兴旺

我国利用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已成功争取到了充裕的国际碳排放发展空间，还占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制高点。而与此同时，我国高度重视国内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强化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发展。我国还提出了“双碳”目标，将努力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在绿色能源产业方面，截至2021年底，中国非化石能源占比达16.6%，新能源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1.2亿千瓦，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球三分之一，全球50%以上的风电、85%以上光伏设备组件来自中国；用于可再生能源的累计投资已达到3800亿美元，总量居全球第一。[8]

在绿色能源项目落地方面，仅以发电行业“五大四小”中的中广核为例，截至2021年7月31日，中广核新能源超过3600万千瓦，其中风电项目244个，装机容量1433万千瓦，分布在25个省市自治区；太阳能项目共143个，装机容量525万千瓦，分布在28个省市自治区[9]。

从国际大势和国内长期规划看，绿色能源法律服务已是地道的“蓝海市场”，前程不可限量。

（二）梳理绿色能源法律服务谱系

在疫情影响与经济大转局中，当前法律服务市场遭遇到的困难人尽皆知。但是从总体上讲，律师是一个增长的行业，相比那些真正竞争激烈的行业，律师行业蕴含着更多的机会。如果借此机会对存量业务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优化作业方式，提升客户满意度，对增量业务开拓创新，打造产品，注重实效，持续输出，律师行业就一定因自力度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强大。在此语境之下，绿色能源法律服务就像傲雪红梅，在凛冽寒冬中传递着温暖与希望。

据笔者业务实践与陋见，当前具有操作成熟度的绿色能源法律服务分为六大板块：

第一是绿色能源项目投资并购与尽职调查专项。

第二是绿色能源项目规划、建设、运营合规管理。

第三是绿色能源项目碳资产管理与绿证交易专项。

第四是绿色能源EOD模式落地与项目应用。

第五是绿色能源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合规管理。

第六是绿色能源产业与绿色金融的耦合。